近日，眼科医生陶勇全新作品《自造》上市。该书是陶勇医生《目光》之后的新作，《自造》中的陶勇以一种崭新的医生形象，帮助读者用新的眼光来理解自身与世界。他以医者和普通人的双重视角，忠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医患关系、医者思考和医学故事，分享医院之内和医院之外的人生感悟，这本书也被称作《目光》的进阶篇。该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联合出版，已于近期在全国上市。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独白，是调整也是思考

关于事业、关于理想、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人生……作为《目光》的进阶篇，《自造》是关于人生的答疑之书，也是一本医者塑造自身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升华之作。

陶勇不仅是一位眼科医生，更是患者朋友的人生医师。面对读者的各种困惑，陶勇想要给求助者以解决方法，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初衷。陶勇说：“这两年来我遇到的是人生中突如其来的打击，接触到的是年轻人普通存在的迷茫，前者给我带来的只是短暂的调整，而后者却让我长时间陷入思考。”这本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独白，以医者和普通人的双重视角观照当下，记录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凡故事，解答在祛魅时代如何接纳真我，自造人生。陶勇医生说他深知自己的方法未必适应每个人，但他仍然愿意诚恳地分享，他让你相信这世上有光，让我们相信光的力量。

关于自造人生观、幸福观，也关于职业化信念

谈及新书《自造》的由来，陶勇说原来的书名叫“自造人生观”，但是后来去掉“人生观”就变成《自造》了。在陶勇看来，自造的大众解读是自造人生观、幸福观和价值观，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本身，他希望新时代的医生要有职业化信念。

陶勇讲到，当下年轻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情怀，只是随着环境的改变，慢慢地忘记了最开始的那些情愫。他说：“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比较中失去的，要从存在中要回来，我们要找到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找到我们自己的闪光点。”以职业为窥镜，医生可以看见人性，看见善恶，看见生死，让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从碎片走向融合，从混沌去往通透，其他职业亦如此。对于读者感兴趣的“怎样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观”这个问题，陶勇说没有一种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他想告诉大家，把目光收回到现下，以职业为窥镜，就有可能顺着时间的绳索，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对于新时代医生的职业化信念，陶勇也有自己的理解。陶勇说，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快，医生可能不再需要完全依赖于经验了，如果说过去是“经验时代”，可能现在逐渐迈入了“循证时代”和“精准时代”。因为医疗、科普、科研、科技成果转化的普及，在新时代，方方面面都有了新要求。新时代的新医生就是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敢于作为的心态去面对时代，相对的职业化信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自洽的逻辑观和人生观。

众大咖领读推荐 ， 展现更立体更丰富医生形象

敬一丹在为《自造》的推荐序中写道，“在他的文字中，我看到了更丰富的陶勇——一个不仅仅是眼科医生的陶勇。他看到眼睛，也努力看到人；看到人的病，也看到人的心；他乐于分享，亦善于分享。”许知远在推荐语中写到：陶勇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医生形象，他不仅应对你的身体疾病，更试图帮助你用新的眼光赖理解自身与世界。刘擎在领读中表示：陶勇的人生见证了品格塑造的自觉历程。他将哲学探索的心得落实于积极的生命实践，不断走向本真自我的实现。陶勇的境界令人钦佩，而他的思考与领悟会给人丰富的启迪。李诞也对《自造》有自己的理解：陶医生这样的人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成为陶医生这样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但还是要见贤思齐。读这本书，至少先可以完成“见”，后面的事还是要我们自己修行。著名漫画家小林漫画也为这本书倾情配图，书中的来信与回信等内容为这本书增添了趣味性和互动性。

精彩书摘

犯不着理解

我老婆姓范，我称她为“范姐”，她的口头禅是“犯（范）不着理解（姐）”。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是打小就认识的那种。上学期间，他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聪明，老师刚在黑板上把问题写出来，他就能快速地给出答案，一骑绝尘，留下张口结舌的我们。考试也基本不用复习就能考前几名，参加数学竞赛成绩还优异。

听说，他爸妈常为了争着去开家长会而吵架。

后来我们都习惯了，把他划到非正常人类的那个范畴。初二的时候，小镇上来了个转学生，外地的，有口吃的习惯，说话总是说完一个字，然后停顿半天，再吐出下一个字，其间还得挤眉弄眼，我们看着他也挺痛苦的。我们的朋友“聪明哥”，心地善良，看着“口吃哥”的痛苦，特别想帮他，总劝：

“干吗这样啊，慢慢说，不着急。”

“别总嘴里含着枣似的，舌头打直喽，打直了说话。”

“能急死谁，气理顺，理顺，深呼吸，深呼吸。”

无论这个“聪明哥”如何苦口婆心，如何帮助，“口吃哥”还是老样子，甚至，还因为紧张更严重了。

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聪明哥”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口吃哥”却死活拗不过来。

接下来的事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聪明哥”，就像是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题，拿出了誓不放弃的劲儿，正赶上那会儿电视里林平之为了哄灵珊喝药，自己先喝为敬。“聪明哥”也灵机一动，开始学“口吃哥”说话，各种模仿。本意是自己先学口吃，然后亲身找到一条克服口吃的方法，再用这套方法帮助“口

吃哥”。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学什么都快，没过多久，就青出于蓝了。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好朋友从说话就和蹦豆子一样的利索状态，变成了说两个字就像喉咙口梗了一个枣核一样，憋得面红耳赤。

只是，口吃就像沼泽，进去容易出来难。多少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们都到了不惑之年，他还是那样。

在这期间，听说他父母还带他到大城市治疗，但也没什么效果。因为口吃，他多少还是有些自卑，学习成绩也没有之前那么优秀了。

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也会学样，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老师也三番四次和大家强调，不许去学。

和我家范姐聊起这件事，我问她爸妈那会儿担不担心，姐说：“看来，有时候缺点也是优点。打小爸妈就觉得我什么事都不上心、不在线。这有样学样的事，我爸妈倒是省心了。”

有很多事情，当时的我们不一定能理解。想不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一、事情本身是正常的，只是我们受年龄、阅历所限，我们当时不能理解的事，也许后来就理解了，但当时就是死活想不通。因为我们的阅历积累需要时间。小时候，拿着路边捡来的竹棍，说自己是丐帮弟子，打打杀杀，甚至入戏太深，一帮孩子就想着去流浪和要饭。回过头来，去看我们自己在不同年龄段时的所作所为，也常会啼笑皆非。

二、事情是病态的，大多数正常人本就应该理解不了。曾经去一个沙漠旁边的村庄旅游。导游告诉我们，古时候，这个村子有个特殊的职业——小偷，而且是世袭，必须得有一家人世代做小偷，隔三岔五去隔壁村子牵一头牛、顺一头羊，村子里的人不仅不反对，反而还要养着这家小偷。也许在那个年代，村庄之间

有一些冲突矛盾，也许还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以今天的伦理，我们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就是不应该接受这种逻辑。

三、人群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事情处于说不清楚是对还是错的模糊地带。公交车上，有人脚被踩了，大多数人会说“没关系”，但也有人会说“你应该向我道歉”，前者宽容度高，后者维权意识强，后者不能理解前者为什么事事忍让，前者不能理解后者为什么咄咄逼人。

但很多人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因为不理解而拿出啃硬骨头的精神，绝不放弃，非得亲身尝试，躬身入局。想着要改变对方，把对方的“理”拧顺成自己认为正确的“理”。有菩萨的心，也得有菩萨的本事，否则就成了无谓牺牲。也有的人，无法拧顺对方的“理”，就想着纠集一群人，灭掉“邪理”“外

道”，结果灭人的过程中，自己戾气满身，天天吃不香、睡不着。

科学家的执着精神，放在工作上，可能成绩优异，但对待生活，则可能头破血流。

何况，钻牛角尖、钻死胡同，非得把想不通的理搞通的劲儿，即使被用在工作上，也不见得就一定能成功。有一次，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请客，席间还有个创业的年轻人，年轻人说到他创业的一个方向，国内国外都没有其他人做，但他就觉得市场很大，所以就要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因而创业。投资人对他的勇气表示赞赏，但也明确表示，这种项目他不会去投。投资人说他只投他能理解的项目，他理解不了的项目，也许有可能成功，但他不会去赌这种小概率事件，更不会去想办法把这种项目弄成功。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要讲投入和产出的性价比的。

也许有人要说，难道遇到我们想不明白的事，都得绕道走吗？

我的看法是，对于技术性和关于科学的事情，对于探索大自然的事情，应该持之以恒，坚持到底。

而和人有关的事情，或要和人讲的“理”，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

裘法祖院士说过：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女儿看的动画片，鸡飞狗跳，既无剧情，又无逻辑，她却乐得咯咯的，看得非常投入。不可理解。

女儿看我，整天对着电脑写论文，脏衣服东扔一件，西扔一件，脏袜子东扔一只，西丢一只，从不看电视。不可理解。

范姐说，犯不着理解。

精神糖丸

有一年，我参加卫生系统的宣讲比赛，对一位讲预防接种的下乡医疗扶贫医生印象颇深。他讲的是在新疆扶贫时，给当地的孩子喂糖丸预防脊髓灰质炎的故事。为了和孩子的家长“斗智斗勇”，他们一会儿把糖丸弄成红色的，一会儿把糖丸弄成白色的，问家长：“糖丸吃过了吗？”家长都说：“吃了。”然后他们就再问：“吃的糖丸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没给孩子吃过糖丸的家长就蒙圈了。

糖丸还得变着法儿地“喂”，真是用心良苦。

我小时候就乖得很，打针、喂药，让干吗就干吗。

自小，我就被医生夸。因为流眼泪，我爸带我去医院，医生让大伙儿坐一排，拿着弯针头就要往眼睛上扎，看泪道通不通，那些大人都吓得不行，就我啥事没有，受到了强烈的表扬和夸奖。其实，那会儿我是还没反应过来，以为不扎我。但一旦被表扬了，我再要抵抗和恐惧，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强忍着害怕也得配合。

乖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我二姑的影响。

我二姑就是脊髓灰质炎的受害者，小时候开始左腿一瘸一拐，从此一生就被改变了。

父母打小便有意让我和二姑多接触，给她送饭、拎东西，让我陪她走路，在真实世界中感受她的不便与痛苦。

所以，回头想来，二姑这个人便成了我的“糖丸”，让我打心底里就希望远离疾病，保持健康的身体。

有一次，医院电梯坏了，我和几个同事必须爬楼梯到10楼，可把那几个同事气得不行，他们一边爬，一边抱怨，嘟嘟囔囔地念叨着毁关节什么的。我心想，有工夫生气，那就说明不累。回过头来一想，我好像每次爬楼梯都觉得没什么，有时候还喜欢蹦跶两下，貌似在“自嗨”。也许，潜意识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

健全的双腿能蹦能跳，就是幸福。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一个农村孩子背着疯娘上学，后来做了教师，教当地的贫困孩子知识。记者采访问他怎么看待过去，他说：“当别人抱怨没有鞋穿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没有脚了。”

为什么得有点亲身体会的苦难来作为增加精神免疫力的糖丸？因为免疫系统是有记忆的。

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如果接触了细菌、病毒这些外来的病原，体内会产生对应的记忆性B淋巴细胞，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这种记忆性B淋巴细胞就会快速、大量地分泌抗体，在第一时间击垮病原。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科幻故事，外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一到地表，就不战而败，被空气里的各种微生物打垮——外星人对于地球的病原毫无抵抗力。

从小，我家孩子的同班同学里就不缺被遮风挡雨的嫩苗。家长们和金钟罩、铁布衫一样，恨不得把孩子围个水泄不通。我看微信群里，他们一会儿想让学校装个监控，可以实时监视，看孩子有没有被欺负；一会儿又怕孩子没吃饱，念叨着多加几餐。好不容易遇上心大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又上阵。有一次，

我家孩子的幼儿园班主任换人了，原因就是之前的班主任接受不了上班被监控。

医科大学学校里有位水平极高的教授，自己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而且望子成龙，从小对孩子实行军事化管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家愣是把具有留洋博士学位且颇有发展前途的妈妈给“牺牲”了，彻底由她来监督孩子上各种辅导班，用他们家的话来说，给孩子的教育做到了“三个有，三个没有”。

有主课成绩经常满分，有擅长的体育锻炼项目，有周末坚持艺术提升；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游戏，从来没有不良嗜好。

为了做到这“三个有，三个没有”，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出来，这家人是怎样规律地作息、紧张地安排、科学地设计，才能让孩子按理想的方向长大。

两口子含辛茹苦，终于在孩子17岁那年把他送进了那所国人心目中的顶尖学府。

但任何人都没想到的是，孩子入学第一年，就不可避免地接触了网络游戏，成天泡在网吧，毫无免疫力地成了网瘾少年，也不去上课，期末几门课程考试都挂科了。家长、老师和他交谈，他也没有失去理智，就是很冷静地反馈，他管不住自己，上瘾了。

最后的结局非常令人惋惜，由于不可自拔的深度网瘾，这位教授的孩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学了。

出人意料，又属情理之中。

从不接触真正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空世界里，一旦进入光怪陆离且五彩缤纷的盘丝洞，这个零抗体的少年还能走得出去？

在德国留学那一年，我周末也常去看看德国人的生活。他们都是年轻人带孩子，生多少都是自己带，成年人身后常常跟着一群孩子。他们把孩子、狗带到公园，然后自己便在椅子上看书，孩子一会儿追孩子，一会儿追狗，一会儿狗又追孩子，跌倒了也不管，也没有一直追着喂热水。天黑了，就领着孩子和狗回家，

在路边的商店买点菜。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的生活不可思议，后来便也觉得理该如此。

苦难太多了，行不行？精神免疫力的效果和遭受苦难打击的力度是不是成正比？

也许因人而异。

譬如我老妈。她曾经小学毕业之后去了乡下，一开始也很兴奋，拿起锄头种地，地里长庄稼，她觉得有意思，立下雄心壮志要好好地在农村锻炼一番。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志气慢慢就被磨平了，觉得世界就巴掌那么大，可能和现代人的两点一线感觉上差不多。

但我在大学的老师可不是这样。她们和我妈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但还是没有放弃理想，一有高考机会，还是死劲读书，参加了高考，改变了命运，做了名医。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里表达的就是：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生活。他们有愈挫愈勇的斗志。

为什么给孩子糖丸，而不是直接在胳膊上注射疫苗。我想起了小学时的一段经历，至今回想起来都有深刻意义且只能摇头一笑。

小学三年级时，同学都惧怕注射疫苗，一想到蓝色的针筒和锋利的针头，大家都不寒而栗。有一次，学校老师通知第二天集体注射疫苗，但也就在当天，不知从何处来的消息，和长了脚一样，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说是隔壁县城的小学生，注射疫苗后死了，结果那天我们整个小学的人都跑空了。在我跑回家的途中，不时看见熟悉的同学身影，他们在胡同巷口，眼神四处张望，还窃窃私语。

当然，时至今日，同学聚会偶尔谈及此事，想起当时被传话和传话时煞有介事的神情，都觉得好笑。

所以，一旦用力过猛，可能还来不及产生免疫力，人就被整垮了。

精神免疫力的获取，得连哄带骗。借着糖丸那点甜，把里面的药送到嘴里。

反复吃糖丸，效果会不会更好？

答案是肯定的。

我一遇到倒霉事，我爸就给我讲他的倒霉事。

比如他小时候，只能和他姐轮流出门，因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

又比如上山砍柴，一不小心，镰刀劈到腿上，鲜血直流，赶紧从树上爬下来，用那条唯一的裤子把伤口捆上，一瘸一拐地走山路回来。

再比如生病了，没钱医治，只能到医院，捡别人用剩下的青霉素瓶子，找护士用生理盐水涮一涮，再输进去。

像我这样吃糖丸和吃饭一样频繁的人，早就没心没肺、能吃能睡了。

真心换真心

不要小瞧女人，尤其是中年女人，而其中最能干的就是农村中年妇女。

崔小妹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来自山西农村的杰出代表。

她一个人带着患白血病的崔小妹，在北京待了足足两年，把病治好了不说，关键是没花多少钱。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也不说话，就会咧嘴笑。

有钱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也有没钱的办法。这是我后来给她总结的。

因为崔小妹的眼睛出了问题，整个治疗过程，我全程经手，崔妈的办法，我算是一清二楚。崔小妹因为免疫力低下，眼睛先是感染了病毒，然后又因为炎症太严重，眼底黄斑又水肿。那时候的我特别发愁，每周都得给她往眼睛里注射抗病毒药，然后还得注射抗VEGF（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抗病毒药倒是便宜，十几块钱，可抗VEGF药非常贵，4000多块钱一支。前前后后，她注射了至少10次。

猜猜她在我这里花了多少钱？

猜多少次，你也猜不着。

答案是负10元。崔妈愣是一分钱没花，还让我“倒找”了10块钱。那次她们没吃饭，我出了10块钱给她们买了4两包子。

药是好心病友给的，注射器用医院资助的，我是免费劳力。

每次看病，崔妈都主动当志愿者，忙前忙后地张罗，一会儿帮忙扶个老人，一会儿帮忙喊号叫下一个病人，没有闲的时候。只要有空，她就和病人唠嗑，“陶大夫医术可高明了，给眼睛打针都不出血”“陶大夫可神了，我女儿的眼睛就是他治好的”“陶大夫人特别好，特细心”。

乱哄哄的门诊，每次只要有她在，就像是菜市场有了管事的，不仅秩序好，信任度还高，病人个个见了我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后来我发现，有她在，门诊病人普遍都是说啥信啥，让干啥就干啥。

为了感谢我，崔妈有时会送我东西。她说是地方特产，我看是“三无”产品。两个白色的塑料碗，中间扣着一种白色透明状的米膏糊糊，尝起来没有任何味道。为了吃她送的美食——碗团，我每次还得花钱单独买瓶醋，蘸着吃。

后来，有一次，我和崔小妹聊天，我说：“你妈适合做传销。”她说：“不对，她适合做传销头子！”

崔小妹也继承了她妈妈的优秀基因——麻利、能干、会张罗事。

上次复查的时候，我问她现在在做什么，她说在老家做图书馆管理员。我说这工作挺好的，你这身体不像别人，图书馆的工作特别适合你。我又问她现在能玩手机吗。她说离得近没问题。然后她又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能让她帮忙的，她说她兼职做网上代购。

我倒是没什么东西要买的，不像我家那位，隔三岔五叫唤要“剁手”。不过，那时我正在评一个荣誉称号，需要拉票，就是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发给认识的亲朋好友，帮我点击投票。

我让她帮我拉票。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说有个姑姑，专门干这事。

当时我还有点诧异，怎么还有人专干拉票的事，但那会儿病人多，也没顾得上细聊。过了几天，评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联系我，说我的票数涨得太快太多了，别人有意见。于是，我想起来，便问崔小妹是怎么做到的。

她在微信里说，回去她就找她姑姑了，说陶大夫的事，咱得帮。她姑姑是好几百个微信群的群主，一接到指令，就立马组织投票。她还问我，还要不要，如果需要，还能整。

我顿时知道网上那些投票的店是怎么运作的了，群众基础深厚啊。

再后来，崔妈和我说，她们家现在开始做洗煤生意，问我有没有可能帮她介绍生意，她说大夫认识的人多，没准能牵个线。我知道山西是煤海，但我不知道煤还可以洗。于是我就去问了一个做煤炭化工的朋友，大抵的意思是洗煤之后，把一些杂质去掉，可以使煤燃烧得更加充分，效能更高。

我看着崔妈，感觉她们家现在的日子过得就和煤炭燃烧一样，红红火火。

就是天塌下来那么大的事，都拿这家人没辙。

小时候，我看过一则印象深刻的笑话，说的是吝啬鬼爸爸让儿子出去买酱油，儿子和他要钱，爸爸说：“给钱买酱油，谁不会？就是要不花钱把酱油买回来。”儿子拎了空瓶回来，和他爸爸说：“酱油买回来了，蘸着吃吧。”他爸两眼一瞪，问酱油在哪儿呢？儿子说：“有酱油谁不会吃，就是要没酱油吃出酱油来。”

现实中，有些人还真可以凭本事“无中生有”。如果按照科幻小说里写的，未来都是机器人给人服务，没有钱，可能机器人还真不认，但只要是和真人打交道，没钱还真不一定不行。

关键是要让人感动。

让人感动需要真心的付出，还有时间。

可惜，快节奏的都市，让“忙”这个字，成为“冰冻关系”最好的理由。大家似乎都默认一个法则，那就是人际关系可以“冷冻保鲜”，需要使用的时候再“解冻”。

譬如，很多人都会发现，不知不觉，微信里的朋友数量越来越多了，觥筹交错之后、月上柳梢之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社交游戏就是互加微信。加完之后，其实很多人彼此都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但当时不加的话，似乎大家面子上过不去。一种心照不宣、彼此配合的表演，就此上演。回家之后，偶尔遇到事情，翻一翻，看那个单位那个部门有没有人，一看，正好通讯录里就有，就赶紧去联系。结果大概率不会被回微信，或者被委婉谢绝。

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上有个词形容，叫作“塑料情”。

塑料花，再仿真，也是假的。真正的花，是要长时间浇水才能长开的。

把人和人的交往关系冰冻起来，那人的时间都上哪儿去了呢？

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宅在家里，看网页、看八卦、看短剧。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主编的《传播研究，1948—1949》一书中，就指出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害处，这些媒介不断地提供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往往带着吸引眼球的标题。受众为了更好地了解身处的环境，害怕失去和身边人沟

通的共同话题，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反而降低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减少了和他人之间互相交流、参与运动和共同劳动的时间。下了班，吃完饭，打开手机看完几则新闻和八卦，评论几句，也就该睡觉了。

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这显然是一个负面作用，会形成对他人的冷漠，更加促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因为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无须换位思考，我们习惯的是以上帝视角，去审视和评论。

真心要拿真心换，这是崔妈一家的交际法则。

她们拒绝被“麻醉”，我们也喜欢她们递来的“真花”。

不要以为情感沟通和令人感动仅限于高等动物之间，植物之间也有交互影响。

把熟苹果和生的猕猴桃、香蕉、杧果、柿子放一块儿，能催熟这些没熟的水果。因为熟苹果会释放乙烯，乙烯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植物激素。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猕猴桃、香蕉、杧果、柿子被苹果感动了，所以熟了。

能吃能睡，没心没肺

都说“秀恩爱，倒霉快”，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小两口，在我面前，旁若无人，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那一阵子，韩剧《浪漫满屋》热映，这俩也正好都是朝鲜族，一会儿还蹦出几句正宗韩语，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儿。听他俩的意思，以后出了院还打算学韩剧里面的主人公，开个餐馆。

但如果我是他俩，可真乐不起来。男的29岁——小段，白血病，刚做完骨髓移植，全身上下瘦得没有二两肉。眼睛还一直看着他新婚不久的老婆，满满的都是爱。我给他进行了详细的眼科检查，结果在眼底发现一处白色病灶，边上还有一丝出血。这病灶挺讨厌，离黄斑很近，黄斑就是眼底的心脏，黄斑要是沦陷，眼睛就失明了。

我顿时想起以前看过的武侠小说，大侠接暗器中了毒，毒会蔓延，从手上慢慢扩散，先到手腕，然后是胳膊，最后到心脏就完了，但一般到心脏之前，大侠都能找到某神医，然后化险为夷。我之所以选择从医，也是受了这些神医的影响，多厉害的大侠到了神医那里，也得乖乖听话。神医才是真正的大神。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病变直接就在黄斑旁边，一上来就在心脏边上趴着，这事可让我犯愁了。小段现在的视力还是不错的，要是给他冒险治疗，最后效果不好，容易赖上我。他完全可以说：“我来的时候，视力是好的，本来不会瞎，是你治瞎的。”那我可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眼睁睁地看着病变继续扩展，最后小段自己失明了，我倒是没责任，可是于心不忍啊。

我和这夫妻俩说了一下，小段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眼睛要失明这种事，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说因为白血病骨髓移植之后，大夫这不让吃，那不让吃，所以以后病好了要补回来。头一个要吃的就是辣白菜，然后和我各种说辣白菜怎么怎么好吃。他老婆也附和，说要和他一起做辣白菜，做好多好多辣白菜，天天吃。

和这两个没心没肺的人沟通，咋整？搞得我自己和自己做斗争，最后我想，这种人应该不至于有那种坏心眼，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冒险给他治。

治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首先就是要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书上没有现成的方案，问其他人也问不到答案，一听说是骨髓移植后发病的，都皱眉头。

我这个人也是胆子大，和他商量了一下，就点上麻药，扎了他的眼球，取了眼内的液体来化验。当时，老大夫一听说都吓得要死，说万一出血怎么办，万一感染怎么办，他自己全身情况那么差，出点事怎么说得清楚。

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人走到了悬崖边上，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要掉下去，你喊不喊他呢？要是不喊他，他自个儿掉下去了，赖不着你，但要是你喊了，他还是掉下去了，那是可以赖上你的——被你吓得掉下去了。

喊也喊了，后悔也没有用。我就想办法，能不能从手里这点眼内液里找出线索，就算是福尔摩斯也发愁，眼内液就只有0.1毫升，就那么一小滴。

捧着这一滴宝贝，我赶紧颠儿颠儿地开始分析免疫力低下的人常见的感染病原微生物种类，上网查微生物基因序列，去实验室借实时定量PCR仪，找厂家买扩增试剂盒。头发掉了一把之后，东西都凑齐了。

我大气都不敢喘，上样之后，就死盯着机器。

这个小段还真是命好，奇迹出现，结果出来了——巨细胞病毒核酸强阳性。

我赶紧给他眼睛里注射抗病毒药，别人一看针往眼睛上扎，都吓得哆嗦，他和没事人似的，还在那儿念叨着辣白菜呢。我一个南方人，没吃过辣白菜，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能这么吸引人。当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辣白菜和辣条不是一回事。

病变迅速消退了，他的视力保持原样，没有任何下降。

两口子走的时候，还一直吐槽说，每天吃一大把药，光药就吃饱了，等以后完全康复了，不用吃药了，一定要吃回来。敢情有的人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日后能吃上好吃的。虽然当时的我完全不理解，但后来去了德国之后，一年没吃着水煮鱼和米线，我也有点抓狂。

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

有一天，有人加我微信，是一个陌生号码，说是我的患者，通过了之后，我看了他的朋友圈。

朋友圈发的不是盒饭，就是冷面，还有的是小视频，一桌的盒饭，基本都是标配，荷包蛋、青菜、五花肉，还有辣白菜。我明白了，这准是外卖店家。

对方发来一段视频，我虽然犹豫，想省点手机流量，但好奇心还是驱使着我点开了。里面是一个胖子，身上绑着一圈粗绳，后面一个人猛力一推，他从高台上掉下去了。

恐怖组织？我脑海里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再往后看，底下是一片湖水，他身上那根绳子有弹性，半空中拽着他又弹回来了。

这哥们在蹦极，我看明白了。

他的语音消息发过来了：“陶大夫，还记得我吗？请你吃辣白菜啊。”

刹那间，“辣白菜”三个字就像开启宇宙的密钥，电光火石一般解开我尘封的记忆。

当年骨瘦如柴的人怎么会胖成这样？

他向我坦白了，卖不掉的外卖和炒剩下的菜，全进了他的肚子。

“你胆子真大呀，都敢蹦极了，视网膜掉下来怕不怕？”

“憋了这么久了，再不蹦，就该憋死了。”

看来这哥们想通了，横竖都是死，宁可爽死。

“陶大夫，听说你最近遇到点倒霉的事。我和你说啊，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快递点辣白菜，特好。”

“我那会儿，要不是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真要是瞎了，我已经想好要跳楼了。你看，这不也改跳水了嘛。”

再过一会儿，他老婆的语音消息也传过来了。

“陶大夫，你还是给他治瞎了算了，我们这小店，早晚得被他吃黄了。”

和身边的医生同事闲暇时聊天，说起比较害怕的情况和比较喜欢的情况，基本都有共识。

比较害怕的情况，就是患者或者家属，轻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告诉你，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特别困难，家里人都指着把病人救好，要不然一家人都没法活了；重者甚至下跪不肯起来，除非你答应给他治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谁都害怕。

比较喜欢的情况，就是患者或者家属，自己都不把病当回事，和没事人一样，轻描淡写。

这和爱心、善良无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害怕惹上麻烦，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是有家有口的呢？

疾病和困难一样，当事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帮助者的态度。对医生来说，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疾病并不是“可以被商量的对象”，如同特鲁多医生所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不能只想着让疾病手到病除，也要考虑到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恶化后患者的反应。如果患者和家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治疗结果的强烈预期，期望能够彻底治好，那么医生就得面临这种预期落空之后的强烈反差——失望，甚至是报复。就算医生被胁迫答应下来处理这个难题，在医治过程中，强大的心理压力也可能会导致过程失误，影响医生对手术或用药的正常判断。例如，因为不敢肯定结果百分之百会更好，医生也许宁可只开更便宜的药，或者做小手术，让患者少花钱，这样医生需要背负的道德罪名会少一些。

如果患者或家属表现出来的是很放松的状态，会给医生一种感觉：“他自己都不当回事，我怕什么？”“有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既然患者和家属都没有反应过激，那我也没必要神经过敏，过分紧张，放手干吧。”

在三甲医院，尤其如此。因为疑难重症主要就是在三甲医院治疗，而这类疾病谁都没有太大把握，成败关键常常就在于能否鼓起医生的勇气。

走出医院，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讨厌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他人的时候，何尝不是类似的情况。如果过于紧张和焦虑，是有可能吓退那些本来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的。中午休息的时候，正好同事桌上有瓶饮料，如果特别渴，很想喝的话，千万别嘟囔“饮料不会过期了吧”，要不然同事准得拦着，“别喝坏了肚子”。

身边一位“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因为妈妈的青光眼、爸爸的高血压以及自己的胃炎久病成医，常年和各类医生接触，颇有看病经验，深得与医生打交道的真谛。她的总结就是：

“看病的时候，真要想让大夫好好给你治，千万别说‘大夫，要是你家里人得了这个病会怎么办’，你想呀，大夫说话得负责任，治坏了，你得找他算账，他家里人得病，他怎么治也没事，治好了治坏了，家里人不会怨他。想让他把你当自己人，别套他话，能被他感觉出来，那就更别扭了。也别说‘我得回去和

家里人多打几个电话问问’，更别一上来就刨根问底，显得自己顾虑很多。你要么装得和没事人似的，要么说‘大夫，你先喝口水，我这小病，没事’。”

九三学社有位前辈——严仁英教授，被称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现在女性怀孕了，孕期做的超声、化验以及各项检查，就是严教授主导设计的。但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悲惨到被打发到厕所去打扫卫生，而且一扫就是十年之久，以至于协和医院妇产科遇到疑难杂症，一般医生解决不了，就会和病人说“到厕所去

找严教授”。

后来，动乱时期过去了，她被选为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她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坐办公室，连医院都不待着，而是深入田间地头，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穿梭，调查当时农村孕产妇的死亡原因，与美国合作推广叶酸口服预防神经管畸形的项目。过百岁寿辰的时候，在采访视频里，严教授说了八个字：“能吃能睡，没心没肺。”

“能吃能睡，没心没肺”这八个字，在小段夫妻俩这儿也创造了奇迹。

花钱卖烦恼

面前的他——宁总，看起来干瘪，但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动不动就做几个引体向上。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有深入接触，我绝对想不到他会是隐形富豪。

因为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普通。

他请我吃的第一顿饭，是炸酱面。

第二顿，我请的他，在医院食堂。

第三顿，是米粉外卖。

我们在一起，没有一次吃过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和山里跑的。

他开的车也不贵，用他的话来说，性价比高。

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有个特殊的癖好——逛医院。包括公立医院，但主要是私立医院。其实他不是不喜欢公立医院，用他的话来说，公立医院的大夫水平高、经验足，但主要是没时间和他长聊。私立医院的大夫时间比较充裕，挂个号，上班可以和他以医患的身份聊，请个客吃饭，下班可以和他以朋友的身份聊。

他喜欢聊各种人体问题，而且往往跨着医疗技术和社会思考的交叉地带，所以和一般大夫聊着聊着就没味道了，这就和吃甘蔗一样，嚼干了就不甜了。

好不容易遇到我这样一个医学知识扎实又饱读诗书且充满人文思考的人，他哪能轻易放过。

“陶大夫，你说为什么我爸现在关节疼，有的大夫说打封闭好，有的大夫说不能打封闭？”我和他从糖皮质激素的药理作用讲到药品的超说明书适应症，再讲到既往医疗法律界定的举证倒置，他甚满意。

“陶大夫，你说为什么人的眼睛会先注意到白纸上的黑点，但其实是先看到白纸？”我和他说到了视网膜三级神经元，“ON-OFF”（开关）机制以及长期进化过程中的脊椎动物视觉演化，他甚满意。

“陶大夫，你说要是去开一家私立医院，做什么项目好？”我和他分析了医美和医疗的区别，以及目前各项医疗的收费情况和国家对于民营医院的扶持政策，他甚满意。

他说他的偶像是“平头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蜜獾）。“平头哥，生死看淡，说干就干”，他时不时和我回忆当年他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视死如归。

“那会儿晚上特亢奋，根本睡不着，一晚上抽好几盒烟。”

“不睡觉都想什么呢？”

“想着怎么签单子啊，把市场份额都拿到，把竞争对手整垮。”

最后，他们拿到了全国市场96%的份额，成功被上市公司并购，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30多岁的年纪，他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先拿命换钱，换完之后再拿钱续命。他拿到钱之后，烟也戒了，开始养生。

一开始，他对铺天盖地的养生贴士和保健产品广告采取全盘接纳的态度。早上起来，先把双手搓热，然后搓脸，再叩齿，冷水漱口，接下来拿一个养生槌敲打周身36处大穴。他在健身房里花大钱，请最贵的私人教练，做完有氧做器械，做完器械做拉伸。吃上也讲究，炸的一口不吃，有可能致癌的一口不吃，中午吃抗氧化的，晚上吃软化血管的，每一口食物必须咀嚼36次再咽。喝水也讲究，养生壶外面再套一圈磁铁，因为听说磁化水有“奇效”，壶里再整点麦饭石。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有烦恼。因为他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个机器。于是，经过几番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开始自己寻找养生大法，不再盲从各路“专家”。

“所以，你就开始逛医院、聊专家了，对吗？那很多事，专家说法都不一样，怎么办？”

“是啊，就拿吃早饭的事来说，有的专家说，早上不能空腹吃鸡蛋，我想，那就喝粥吧。结果有的专家说，早上空腹吃碳水化合物不好。我一查，粥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我想，就先喝牛奶吧，结果又有专家说空腹喝牛奶反而对胃不好。”

我好像灵光一现，我感觉我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死的了——被一群养生专家叽叽歪歪“咒”死的。

“你现在咋整？”

“自己搞懂吧，反正时间有的是，国内专家意见不一样的，我就去国际医院找老外问。”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种时光穿梭感，眼前一会儿是他穿梭在各大医院之间的景象，一会儿是徐福出海寻仙的画面，一会儿是西方炼金术士围着炉子炼丹的场景。

有一次，用他的话来说，他正在去公园找一棵百年老松树练习“采气”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于是，他立即决定拐弯上医院来找我。他在我这儿玩突然袭击，但我又不是老松树，哪有时间接待闲人。当时，我正在眼科病房，对着一个病人发愁呢。

他熟门熟路地自己进了病房医生办公室，识趣地乖乖坐在靠门的椅子上，安安静静。

那个男病人来自农村，30岁不到的年纪，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上小学。

“我儿在城里跟着装修队做事，做油漆工，这病是不是和刷漆有关系？我就说工地做事也挺好的，赚的少一点不打紧。”他妈妈看起来年纪不大，穿着朴素。

“和劳累有关系，和刷油漆关系还真不大，”我解释道，“现在关键是怎么治疗的问题。”

“大夫你救救他吧，这么年轻，不能瞎啊。”

“白塞氏病引起的眼病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传统的方案，吃激素，便宜，花不了多少钱，但效果不好，最终失明的人很多，副作用也大，吃药时间长了，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糖尿病、胃溃疡，一堆事；还有一种是现代方案，副作用少，效果也好，就是贵，一个月下来，要3000块。”

“这人吃激素吃废了也不行呀……”他妈妈嘟囔着，然后说着说着就哭了。很显然，3000块一个月，对于城里人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于他们家应该是很大的负担。

“妈，咱不治了。”一直不说话的男病人抬起头来。

“你老婆呢？怎么没陪你来。要不然和老婆商量商量？”我好奇为什么是他妈陪着来。

他没吭声，只是叹了口气。

他妈说话了：“发现尿里有血，腰子坏了，在家躺着，大夫说要透析。”

唉，想想就头大。

我没有注意宁总什么时候离开了，兴许是等的时间太久了。

过了两天，宁总来电话了，说他这两天都没睡好。

“为什么？”我问他。

“那一家子的事，老在我眼前晃悠。”宁总说。

后来，不由分说，他一定要微信转两万给我，让我给到那家人。

再后来，那家人收下钱后，送来了一袋自己种的花生和玉米，沉甸甸的，非得让我给到他。

“钱，能解决90%的烦恼，但是不能带来90%的幸福。”宁总和我说。

仔细想想，我觉得有道理。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要做公益了。”宁总笑着对我说。

这句话，我同意一半。的确很多有钱人实现财务自由以后，投身做公益，但我也认识很多家境一般的人，也在坚持做公益，可见自己的私人财富达到了自认为足够的水平，就可以了。

大学期间，我参加过爱心社，去探访一位老教授。他的子女都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养老。老教授和我们抱怨，他的眼睛看不清，我们也不会看病，就觉得他的眼镜油乎乎的、脏得很，用洗洁精给洗干净了——按照化学实验的标准，水既不聚集成滴，也不成股流下。老教授戴上之后，惊呼“清楚了”，那震惊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简单的付出，就可以提高一个老人的生活质量，那一刻给我带来的价值感，持续多少年都不会消失。

但同时，也引起我的一个疑惑，为什么眼镜脏了这么简单的事，老教授自己发现不了？

直到一年后，我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亲眼看见一位老人，扎着小辫，戴着红花，咿咿呀呀地唱着儿歌，我才深切理会“老小孩”这三个字的含义。

对于老人，我们并不能以大人的标准去要求。

那一年，我的一个研究生拉着我去房山的一个由法国夫妻办的被遗弃的盲童基地，我们遇到一位来自香港的义工。我问她为什么跑这么远到北京来做义工，她说她的弟弟就是小时候失明被父母遗弃的，她想在这里帮助其他像她弟弟一样的小孩。

之后，我参加了国际公益学院的课程学习，班上很多同学做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大部分人经济条件都一般。有不少人是因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亲人出现了问题，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痛苦，更理解他人需要帮助的心情。例如自闭症的家长，他们就创办了关爱自闭症儿童的组织，希望能帮助这些家长，让他们懂得科学的教育方式，并且省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LGBT人士就创办了这类人群的心理支持热线，当他们感受到孤独的时候，有懂他们的人给予支持和鼓励；父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意外去世的人，就组织义诊，将健康教育课开设到各个农村，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

和国际公益学院的同学在一起，学的是怎么要到钱、怎么花掉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其实一点也不，真把好事做好，挺难的。

做公益，并不会得到物质回报，但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和私欲，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满足。

通过公益行为，看到社会更多的维度，修正自己赚钱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同时也让别人过得更好，达到自利和利他的平衡。过度的自利，带来的并非快乐，反而是负担。

后来再见到宁总，他说现在没什么烦恼了，吃什么都觉得香，不发愁吃什么养生食品对身体好了。只不过，他告诉我，他老婆现在一听说他要来找我，就皱眉头。

“陶大夫那里，还是少去，太贵！”这是他老婆的原话。

责任编辑：单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