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福山区绍瑞口村西南深山里的大樱桃园里有两棵老苹果树，一棵是青香蕉，树势良好，满树的果子已经摘袋。另一棵是红香蕉，只剩下一根侧枝存活，结了十几个果子。
烟台苹果的历史，就要从这两棵果树说起……
倪维思的“广兴果园”
我们今天吃的红富士、青红香蕉等苹果，一般被称为西洋苹果或现代苹果，以区别于中国的传统苹果。根据《齐民要术》记载，在14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苹果栽培繁殖和加工。不过，当时的苹果被称为“柰”或“林檎”，以后还有苹婆、频婆、蜜果、来擒和文林郎果等名称。这些中国的传统苹果，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绵苹果、沙果等。
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和妻子海伦乘船来到了烟台。他们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并在这里生活了22年。在这22年里，他们一边传教，一边将苹果、大樱桃等几十种果蔬引入了烟台，使烟台成为中国的“苹果之乡”。
倪维思在烟台落脚后，便在毓璜顶东南面田野里的半山坡上，找了一块地，自己动手设计，建成了一座二层小楼。他还在小楼南面的山坡上，买了10亩地建果园。他写信给家乡的岳父和一些亲朋以及欧洲和日本的同行，托他们求购当地最好的果蔬苗木。倪维思将这些苹果苗木，仔细地一棵一棵用药水浸泡消毒，再小心翼翼地栽下。倪维思给自己的果园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广兴果园”。
倪维思给这个名字赋予双重含义，一层是他相信烟台乃至山东的果业会因此而广泛兴起，造福广大的农民；另一层是，随着农民脱贫，生活富裕，会大面积地出现福音的兴盛。
倪维思又在果园的路边上，建起了三间“窝棚”，说是“窝棚”，实际上是当地上好的民房。青砖砌的四角，灰色的小瓦盖顶，四围的墙从腰线以上，都用石灰抹得白亮生神；窗户开得大大的，房间用石灰刷白，宽敞而明亮。果园所用的一切工具，都放在一间房内，其它两间却放了一些桌椅，还有一块大黑板。
倪维思64岁那年，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烟台。鲁东大学副教授王海鹏在《世界宗教文化·倪维思在烟台的最后岁月》里这样写道：他的墓园坐落在毓璜顶的西坡。在很多年前，倪维思就为自己在墓地的高坡上选择了一块土地。现在倪维思的很多好友都已长眠在这里，而他生前植下的树木正生长得非常茂盛。倪维思的墓被鲜花簇拥着，墓前立着一块墓碑，墓碑的反面以中文镌刻，正面刻着英文。
倪维思为烟台带来的各式西洋果树，造福了当地的百姓。这既是物种上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倪维思使烟台水果誉满天下，也使烟台成为水果之都。他本人未曾想到，多年以后，烟台会成为中国第一“水果之乡”。
唐殿功“引”来“猪嘴香蕉”
“广兴果园”的果树一年年长大，在倪维思的悉心照料下，结出了比当地苹果大出数倍的果子。倪维思和海伦带着几个工人，挑着“广兴果园”的苹果来到集市摆摊销售。苹果在摊上一摆出来，马上就引来惊讶的声音和羡慕的眼神。
“这是什么水果？”“西洋苹果。”“哪里出的？”“‘广兴果园’。”“能卖给俺一些枝条吗？”“你上果园拿就行，我们不要钱的——你如果不会嫁接，我们还会教你。”集市上一位穿着蓝色夹袄的年轻人对这种西洋苹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位年轻人叫唐殿功，正是绍瑞口村人。唐殿功回家后一直对这种西洋苹果念念不忘。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大雾天，唐殿功起了个大早牵着驴到烟台卖大葱。驮篓里装了几捆葱，葱下边是头天浸了水的麻袋布和稻草。他来到“广兴果园”，剪下青香蕉、红香蕉各五六根枝条，包在麻袋布里。回家后，唐殿功将他们嫁接到自家地里的海棠树上，村里没有人看见也没人知道，连他的爹妈都不知道。
三四年后的秋天，唐殿功嫁接的苹果树结果了。这时候，比当地苹果大数倍的果子，终于藏不住了。唐殿功一五一十地把苹果枝的事儿告诉了母亲。唐殿功打听过倪维思的西洋苹果都有什么品种，知道自己弄来的枝条是青香蕉和红香蕉，也花钱买过倪维思的苹果对比自己的苹果。虽然是倪维思的接穗，但就像姑娘出嫁养了儿子，一嫁接就会出新品种。他跟父母商量给自己的苹果起个名字……一家人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来。父亲吃着苹果，猛然说：“你看咱这苹果长得像不像猪嘴啊？”唐殿功和他妈先是一愣，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像！像！还真是像！”
“那咱也不用嫌土气，就叫‘猪嘴香蕉’好了！”老父亲这样说。
“猪嘴香蕉”的名气越来越大，亲戚和邻居都过来要接穗。多年之后，以绍瑞口村南“龙王山”为中心数十里的范围内，南至旺远，北至紫埠、邱家庄、楚塘、珠岩、付家、夏家，西至集贤、蓬莱庄、南庄，形成了绍瑞口、旺远、蔡家夼、集贤、夏家5个“猪嘴香蕉”自然片区：——唐殿功成了一方传奇人物，成了烟台苹果史上的一个“别样的故事”。
培育新品种引领“口味”潮流
“从唐殿功引来青香蕉，绍瑞口就开始出名了。1956年，村里有个果业科技队，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副所长陆秋农就在这里驻点。我回了村，村里就专门为我在科技队里成立了果树科研小组，叫我当小组长。”绍瑞口村党总支原书记孙德良回忆起当年发展苹果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孙德良在果树组干了两年，后来又考上了烟台一中。高中念了两年半，家在农村的学生全部回农村“生产救灾”，高中没毕业的他又回到村里的苹果示范园。绍瑞口村苹果迎来了大发展，成为了成了全县（福山）的首富村。
1953年秋，苹果大丰收，村里精选青香蕉献给毛主席，表达果农对党的感激之情。1958年苹果大丰收，村里选了四箱苹果派人送到北京……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村里选了8箱青红香蕉寄往北京。1967年12月15日，村里又选了几十箱青香蕉，由孙德良和徐守贤送往北京。
孙德良回来没几天，村里就收到中办汇来的苹果钱272元。“我们每一次向中央送苹果，中央都按市价给钱。直到1968年10月，最后一次送苹果后，中央在汇款的同时，也寄来信件说，‘中央今后谢绝任何礼品，请不要再送……’”，孙德良告诉记者，绍瑞口的苹果不光在国内名声大振，在东南亚一带声名鹊起。
1972年，基辛格再次吃到烟台苹果，说烟台苹果变味了。过去香甜可口，现在一咬开皮厚，有点酸涩。后来，周总理专门打电话询问中国科学院，他们告诉总理，果业有机肥料一点都没有了，只能喂些低档化肥，劣质的肥料。
“总理一听就明白了，在百忙之中协调从东北调100万斤豆饼给绍瑞口村。那个大豆饼不是囫囵个的，就像现在卖的豆粕，直接粉碎装包，一包200斤。100万斤豆饼从辽宁调到烟台。”孙德良说，豆饼在烟台港卸车以后，被直接拉到绍瑞口大礼堂。
村里立马开会研究，想出两条措施，一个是开沟喂肥。二是山上12个生产队都建立养猪场，建上化粪池。以前猪吃不饱，现在有大豆饼够吃了，猪粪尿收集进化粪池，把豆饼放在化粪池里发酵，变成了酵水，直接喂树。两条措施来保证大豆饼发挥最大的作用。秋天把刺槐叶子撸下来，加上过磷酸钙、人尿，在家里沤出来。等秋天刨园以后，把这些绿肥、豆粕、农家肥等有机肥撒在果园里，然后深翻果园，把肥料翻到地里去，翻完了以后再灌溉……树的生长确实发生了变化。
“……就这样，国家连续七年供应我们豆饼，中央电视台专门到俺村拍了纪录片《苹果熟了的时候》。”
在19世纪，引入烟台的苹果有早黄、伏花皮、翠玉、丹顶、凤凰卵、六月鲜、伏金星、青香蕉等品种。经过一代代的改良发展，衍生出的烟台苹果品种多达400多个，其中以青香蕉、红香蕉、红玉、金帅和国光最负盛名，这些品种不仅在烟台扎根，在全国各地也被广泛栽培。
20世纪80年代，烟台苹果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新苹果品种的冲击，经济效益大幅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烟台苹果迎来全面改良的机遇，品质优良的红富士引进烟台，很快成为烟台乃至整个中国的主流苹果品种。烟台拥有适宜苹果的生长环境，并且种植技术成熟，很快成为国内红富士的主产区，从而奠定了目前烟台红富士苹果的市场地位。（大众网记者 从春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