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无解的女性困境
作者：桂鱼
对中国内地读者而言，“韩国文学”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们为韩影的批判精神所震撼，为韩剧的跌宕情节所吸引，然而对于韩语文本却知之甚少。即使韩江的《素食主义者》、申京淑的《寻找母亲》等优秀小说中文译本已经在国内出版，也如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直到一本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忽然引爆互联网话题，我们才终于将目光转向了被忽视许久的韩国文学——正确地说，是韩国女性文学。
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职场女性待遇的调查，韩国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垫底。
韩国社会的男尊女卑现象，如今仍然十分严重。正因如此，以女性主义为基调的《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引起的反响超乎寻常。其作者赵南柱凭借细腻婉转的笔触和娓娓道来的叙事，捕获并呈现当代女性的集体痛点，以日常性而引发呼应，因普遍性而激起共鸣。
这部小说仅仅描述了年轻女性金智英的成长历程和日常生活，以及她在求学、工作、结婚、生子等重大人生节点上遭遇的困惑与苦恼，开篇便是金智英的丈夫隐隐觉察到妻子的异常。金智英会在无意识中变换人格，时不时地以其他女性的身份讲话做事。她本人毫不知情，而丈夫也无计可施，只能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
生于1982年4月1日的金智英的人生，就以这样一种略显离奇的方式，缓缓拉开了帷幕。当我们步入她的世界的那一刻，小说封面上的提问扑面而来：一个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小时候，金智英在家中的地位永远低于弟弟；少女时代，在学校里处处遭遇“男生优先”；踏入职场，明明工作能力超群，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升职机会被给予男同事；结婚生女后，不得已回归家庭，却被讥讽为“妈虫”靠老公养活，终于无可避免地走向情绪失控……
“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明明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从小到大，金智英不断地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差别对待”。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所在，无疑是生而为女的“原罪”。一如绝大多数亚洲女性，命运被社会安排得明明白白，几乎可说是一镜到底。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隐隐作痛。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有着天然的话语权，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资源的优先配给。而女性在生存空间遭到挤压的同时，自身的个性与棱角也渐渐被磨平，逐渐演变成一种忍气吞声的集体失语，最终自觉不自觉地顺从并维护起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状况。
即便如此，微弱的抗议声也从未消失过。在小说里，敢于站出来抗争的女性并不在少数。但她们的行为，宛如往深不可测的水潭中投下一粒石子，片刻的涟漪过后，便归于无声无息。而金智英时不时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现象，是自我意识的隐忍与逃避，也是具备共情性质的认同与体谅。
戴锦华在《新女性：一部荒诞戏剧》中写道：“这是一允诺会获救，却永不蒙获救的‘种族’。”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男女平权貌似永远都是社会热点，但似乎也永远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阅读金智英，时时会想到我国现代女作家苏青。她借《结婚十年》的女主角怀青来抒发自己的质疑：“一个读过大学的女子总不该长此住在家里当少奶奶吧？”但这也只是无声的呐喊，到底不曾说出口来。
苏青曾与好友张爱玲有过一次对谈，围绕妇女、家庭、婚姻诸话题展开。谈及“职业妇女的苦闷”时，苏青直言不讳地指出：“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职业妇女，除了天天出去办公外，还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巾生煤球炉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里事务都可以交给妻子，因此职业妇女太辛苦了。”
来自上个世纪的感慨，至今仍然如故。她们看破，却无法改变。而金智英的丈夫郑代贤，则可视为大部分普通男性的代表。他们对困境中的妻子心存怜惜，却又无法将自己放在与女性平等的位置上，认真考虑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能性。
正如小说中那位精神科医生，尽管同情金智英，也对有着类似经历的妻子心怀歉疚，但还是忍不住感慨：“不论是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会带来这些困扰。”
金智英会好起来吗？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恐怕都未曾感到乐观。很显然，在现代社会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之前，金智英仍将继续借身边的女性为自己“代言”。这个奇怪的病灶并非她自己的，而是女性群体所共有的，已然深深根植于血肉深处的顽疾。至于有效的治疗方案，也必然不在精神科医生所开出的药方里，而是需要整个社会来协力解决。
小说末篇，收录了韩国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金高南珠《你我身边的金智英》一文。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借由其他角色来替自己发声吧？金智英到底该如何找回自己失去的话语权？”而最后一句话，则将这个疑问留给了读者：“我也心知肚明，靠1982年生的金智英是找不出解决对策的。所以我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寻找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金智英。”
（作者简介：桂鱼，青岛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单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