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写道。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萧山，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上世纪80年代后又发表大量杂文、散文，晚年作有《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回忆录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邵燕祥早年以新诗闻名，尤其长于歌颂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赞美诗。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邵燕祥写道，这是他当时主动放弃散文、小说创作的结果。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获得改正。“重获新生”后，他已经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转变为一个清醒尖锐的探求者，不断用杂文进行发问、批判与反思。

在一次个人诗歌研讨会上，邵燕祥说道：“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诗歌便会沦为口号。

对于杂文写作，邵燕祥则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鲁迅，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个”，但他也承认，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视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鲁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就是《祝〈涛声〉》中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邵燕祥正好读到鲁迅的这句话，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在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最压抑的时期，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决不自杀”的底线，正是这句话给予的力量。

邵燕祥的杂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更不乏对自己的反省，这点也与鲁迅相似。他在一篇杂文集的附记中写道，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邵燕祥曾自问，“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作者:  邵燕祥，版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并大声疾呼，“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记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此时他已83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勤奋地、急切地写作着。

今年年初，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聊自己的枕边书。《鲁迅全集》是他最初阅读，也是最常阅读的书籍。他至今记得，初中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第二篇就是鲁迅的《秋夜》。当时他的哥哥还买过鲁迅的《彷徨》和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他常借来翻看。

当时最流行的书籍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邵燕祥也看得如饥似渴。不过，“武侠小说当然比鲁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们的确只拿它解闷。”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邵燕祥年幼时就看得出神，长大后再看更觉得沧桑感远超一般的鸳鸯蝴蝶派。而且不仅他的母亲爱看，他的岳母也爱看，鲁迅也曾买来寄给自己的母亲，“不说全世界吧，全中国的老太太都爱看《啼笑因缘》。”

到了86岁，邵燕祥仍然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鲁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杂文的部分，常读常新。他也仍然保持着作文、作诗的习惯，只是不再出于创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沧桑。

他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诗作《云南驿怀古》，也许正好可以借来纪念他的一生：

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驿站荒凉。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责任编辑：单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