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歉，是郭敬明的一部分；道歉，更像是于正对郭敬明的抄袭。
郭敬明道歉，对于八零后一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青春落幕，“弱冠小四”已经凋谢在他的时代：倔强、敏感、脆弱性、感官饥渴、敢于天下人为敌、以韩寒终生对手的形象矗立。在2020之后，活下来的是“不惑郭敬明”，正如“不惑之年八零后”一样：弹性的立场、精致的算计、全天候的利己。抄袭道歉，天经地义。区别在于，15年前未发生的道歉意味着坍塌，意味着抽掉了郭敬明地基里的一块基石。而14年后发生的道歉意味着成年人的示弱和战略，“道歉”本身对郭敬明商业价值的损害有限，而从战略上说，道歉、成立反剽窃基金之后，郭敬明“哀兵”之势已经让宋方金领衔的抵制联盟找不到共识基础了。
平心而论，受众很难接受偶像的道歉，更多是出于对道歉的恐惧。让普通人认错好难，何况是名人。朱自清不认错，有了《背影》。成龙认错了，还是不断有人拿“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来敲打他。在“不认错”三个字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心理并未成熟到全面接纳的地步：我们常常在欧美电视剧里看到家长向孩子、高位者向卑微者“say sorry”，道歉来就是社会生活里的标准流程。或者说，我们不相信“道歉”这件事的纠偏功能：道歉到底是污点还是洗衣粉？如果把道歉当成终生污点，郭敬明、于正肯定会等到这件事放冷了、放凉了、放到发霉了才去解决；如果认错能消解、翻篇，成为文化事件的一个环节，说明我们对明星的认知度有了新的提高：他只是个被粉丝拥戴的普通人而已。
明星存在的意义，不止是让粉丝膜拜；在现代社会里，明星的遭遇会带给受众心理极大的宣示意义。在重重压力之下，郭敬明、于正道歉了。那么，什么时候公众向陈冠希道歉呢？什么时候郭德纲会因为相声里对钟欣潼的讽刺道歉呢？回头想想，“艳照门”之后席卷全国的嘲骂合理性在哪里呢？大众用义愤填膺和道德感碾压了陈冠希的事业前途，时隔十多年，有没有在这件事上反思过呢？在郭敬明、于震道歉事件里，很多人不自觉地站在了被道歉的一方：在明星事业顺利时站在屈膝膜拜的一方，在明星被群嘲时站在义愤填膺的一方，这是一个成熟者的心态吗？明星只配道歉，不配被道歉吗？
《新概念英语》里有一个笑话：厨师丢了钱包，小偷第二天从门缝里归还了一半的贼赃，附了张纸条：“一个贼，不过我是一个50%的贼”，过了一周归还了另一半的一半。陆陆续续几个月，小偷归还了最后一笔钱，附带留言：现在我是百分百的诚实人了。先交罚款再道歉，郭敬明、于正终于完成了法律规定的赎罪动作，让2020在结尾处松了一口气。我们还将遇见时光窃贼，遇见那些希望通过时间来消磨其恶行严重性的反面人物，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个成熟社会需要有道歉——原谅、惩罚——释放的机制，否则我们看看自己再看看偶像，只能看见带百分比的诚实人各怀鬼胎地混在一起。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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