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秋雨（青岛大学 学生）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对于救助者而言，这份出于爱心的善举很容易在孤军奋战的景况下变了味儿，他们承受着狗的负担，人的负担，并渐渐在指责、同情和看起来无止境辛劳中垮塌下来。动物救助从来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做好的事，政府部门、养动物的主人在其中需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什么民间人士成为了救助的主体，怎样做才能使得动物救助机制更加完备，这才是“文军红”们反映出的真问题。

文军红火了。不久前，她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报道随后被媒体广泛转载。人们的关注焦点在“1300只狗”“变卖家产”上，评论里有人说她确实是个疯子，也有人指责她扰民尤甚。对文军红来说，指责、谩骂、不解、劳作、矛盾纠纷已经是家常便饭，即使如此，她也没有拒绝源源不断的阿猫阿狗。她也清醒，也不安，感到爱心被人利用，但“一看到猫狗，就糊涂了”。

怀揣一颗怜悯的心，却在其中不断地倒贴，“救助”就像一个无底洞，最后引得众叛亲离。这样的人不止文军红。媒体曝光之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和文军红一样牺牲掉自己正常生活的动物救助者。回看“动物救助”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破坏了动物的栖息之所，承担相应的救助无可非议。只是，在这个宏大的课题上，为什么精力和财力有限的普通人却担了最多和最重的担子？

此前，已有不少学者、法律人士和动物救助者将矛头指向了我国动物保护法律不完备的根源。各地虽有宠物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但立法的目的是维护城市环境和社会公共秩序，不是为了动物的福祉。民间动物救助人士阿叶（化名）曾救助过她所在小区周边的4只流浪狗，但由于居民举报，城管将它们活活打死，死在哪里尸体就扔在哪里。这样粗野的行径将救助引向了死局：让相关部门接手？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让民间接手？他们的精力、财力着实有限。重重内卷之下，最单纯、最热忱的救助者承受的负担也就越重：就如文军红一样，半途而废的救助者、只肯送不肯照料的爱心人士、“文菩萨”和“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声誉、名头都在向她施加着压力——一个普通人，因为爱心的缘由卷入到动物救助的大的困局，最后换取了“狗疯子”的骂名。这不该是他们的结局与归宿。

阿叶做宠物救助有三年的时间。她觉得，中国缺少一个正规的体系。怎么做才能使救助机制更加完备？动物得到了救助，救助者却苦不堪言，此种悖谬何时能得到充分解决？采访结束时，表面意志坚定的文军红还是悄悄地问了一句：“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这句提问，一针见血，代表着民间救助人士积年的矛盾与悲哀。动物救助问题不应只抛给救助人，这是常识，也是当今亟待挽回的认识。

（本文系“青岛市首届高校评论大赛”参赛作品）

责任编辑/王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