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作《我和我的命》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大部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梁晓声用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小体量”小说，在疫情之年，超浓缩书写世道人心，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面世的首部长篇，新作也被称作《人世间》的2.0版——浓缩精华版。
小说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我”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
年轻人与父辈一样，也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
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小说中的“三命”理论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梁晓声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充满了真知灼见。他反复引用马克思的话，思考一个人命运的总和是什么？
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
他写出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大千世界中，漂泊人世间，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叫与命运和解？这是作家替读者进行的追问。
在李敬泽看来，书中的这些内容，使得“我”变成了“我们”，这是一部书写“我们和我们的命”的小说。
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小说的另外一个层面关于女性成长。书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
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值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在节奏紧凑、一波三折的故事中；在个性鲜明、顾盼灵动的人物性格中，梁晓声不断提醒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严，不要忘了责任。
梁晓声说，他想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以小说为载体，作家成为呈现人与时代关系的启蒙主义者，成为展现人的复杂斑驳的人道主义者，成为体察现实的社会剖析者……他用小说、人物，给时代提供标本，写活着艰难，更写生命可贵、人间温暖，并发现青年一代的闪光点。
在李敬泽看来，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梁晓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像。所以，对时代而言，这是一本宝贵的书。（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内容节选：
我爱生活，我爱生命。
我平凡，我普通，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湾高山茶在贵州神仙顶漫山遍岭地生长着——“高贵红”和“高贵绿”已打开了国际市场，颇受欢迎。
我不想否认我是一个不幸者，还不到四十岁就已做三次癌切除手术了，这当然是不幸啰。但我却一直否认我患癌症是被气的——也许这符合病理学，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实。然而我更愿承认是我的宿命如此。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是从自身找原因对头。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战胜癌症。
我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这一点可以肯定。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友喜欢。
紫外灯还没开亮，医生护士在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动作轻得近乎无声。谁偶尔看我一眼，眼睛便会眯起。如果没有口罩遮住，我会看到友爱的笑脸。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太一般，他们尊敬我。
趁那短暂的时刻，我又开始思想。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实就是“死去”，倘没醒来，那种死法不啻是一种幸运。在大手术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处与自己对话——我思故我在嘛。不是谁都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我珍惜。
我认为我也是幸运的。
我的养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们影响我也以思考为乐。我爱思考甚于其他女人爱时装和化妆。
我愿以后之中国，多数孩子都有我养母那样的母亲——不是指有她那种家族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样是地方名流，这也等于是天方夜谭；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这做起来易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坏人变老了”当然也意味着有人在年轻时就变坏了。
那么——孩子呢？鲁迅的话“救救孩子”，亦或可改为先救父母？
我愿以后之中国，年轻人不必像我一样，没有当过市长的父亲和是名流的母亲，人生也照样可以有安全感保驾护航。
我愿以后之中国，李娟多起来，再多起来。
中国仍有一小半人口在农村，他们正是月收入千元左右的那些同胞。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人中，不少昨天或前天还生活在农村——这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之“社会关系之和”复杂而不单纯。
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对农村的全面扶贫。
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同胞的“社会关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发生量变和质变。
我见证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正逐步成为事实；神仙顶是那事实的一部分。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反对“他人皆地狱”之说，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我有幸福的国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
麻醉师开始在我手臂上涂碘酒。
我开始默背我所喜欢的一首诗：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
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针头刺入静脉，我的血管里感到一丝凉意。
我闭上了眼睛。
“方婉之，咱们开始数数哈。”
听来，像天使的声音。
我没数数，我继续背诗：小溪的水呵，
缓缓地流呵，
我呵，像一艘
载满爱的小船，
一路低吟着，
来在世人面前
……
我包容……
我宽恕……
我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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