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金马奖，钟孟宏导演的《阳光普照》成为大赢家，也顺带让他的旧作《一路顺风》成为热门资源。导演都有手法惯性，然而从《血观音》《一路顺风》《阳光普照》一脉相承，台北电影尤其是“华文创”厂牌旗下的电影几乎是同样的味道，已经从“惯性”升级成一种互相辨认的标识气息。这些电影的标配，包含温和的人性底色（有别于《烈日灼心》式的暴烈底色）、浓绿的画面底色（有别于港片的油漆绿底色）、阶层凝滞的社会底色（有别于贾樟柯电影的阶层跃迁背景），而《阳光普照》更是与《阳光灿烂的日子》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关系：两地年轻人躲避阳光、寻找并摩挲自己的阴暗面的过程，让但凡经历过青春期愤懑的人们感同身受。有别于姜文的另一种“阳灿”，《阳光普照》照样灼人。
在杨德昌、侯孝贤这代大师之后，台北导演出现了一批故事小巧、意旨弘远的2010世代导演，他们的作品普遍切面不大，《阳光普照》的海报就是老老实实的一家四口，让人想起是枝裕和的作品。故事里的两兄弟老大阿豪驯良优秀，眼看就要踏入医科生的光明未来，却跳楼自杀。老二阿和顽劣不堪，关进劳教所后父亲索性对外声称只有一个儿子，然而当哥哥自杀后，阿和只能被动扛起兄弟俩的责任：爹妈已老，女友又给他在牢外生了个女儿，他得担起既当儿子又当爹的责任，此时当年的黑道朋友却冒了出来，强行扭转他回归社会的路径。《阳光普照》里的阿和成为一个被“阳光灿烂”的形象，这些经历对于角色本身来说无甚稀奇，阿和更重要的呈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厌倦：在被誉为“最美的景色”的台北人身份背后，隐藏着多大的愤懑和阴暗；看似阳光普照的现实里，有多少人憎恶这种普照、想要放纵一下自己的天性而不可得呢？
早期台北电影的内核，往往可以从罗大佑的歌曲、朱天文三姐妹的小说里找到宏旨：家国、城市化、小我。现代台北电影格局越来越小了，而且这种“小”还有着视角的因素：导演把台北矮化成故事里的某个悲情角色，而父权的出现使得这种悲情更加赤裸。片中父亲这个角色张力极大，一开始他直接否认阿和这个逆子的存在，当长子跳楼后，他几乎成了一个全面破产的父亲：不仅收入微薄，连天天挂在嘴边的“把握时间，掌握方向”也成了笑柄，甚至妻子都看不起这个枕边人。然而在雨夜里的惊天一撞，这位颓败父亲完成了最后的坍塌：他替换了小儿子成为罪人，让小儿子可以走在阳光下做一个无罪的父亲，而自己背起了永远的罪责。这种交替，也是父亲与儿子、罪人与义人的身份交换。《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无君无父，荷尔蒙勃发；《阳光普照》讲的是父权法权，无处遁形。这两拨年轻人差着辈分，却在同样充斥着阳光的现实里找个“有阴影的角落”：马小军在米兰床底，阿和在少管所里，睁着眼，等待属于成年人的阴影的降临。（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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