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评论员 王学义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表示，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
近年来，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虚拟充值消费等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听到有熊孩子乱打赏闯祸的消息。此类事件中，总能看到一个沉默的熊孩子以及其无奈的父母。在“血汗钱”打了水漂之后，他们希望能从平台和主播那里讨要回来，却要不知道能否要回以及要回多少。这样的场景每每刺痛人心。
而这种场景背后，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亲属账号作出的打赏、购买等行为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等问题。此前，经常会提到的问题是：如何证明熊孩子在打赏、购买时，不在父母监管范围之内？这一问题需要回答，却又很难回答。其一，不是每家每户都装监控，能证明当时父母不在身边；其二，就算父母就在不远处，但孩子使用父母手机做作业、上网课等已成普遍现象，父母怎么知道孩子是在“干正事”，还是在玩游戏呢？
“你以为孩子是在上网课，其实他是在过网瘾。”当网上这句段子成为现实,就让人笑不出来了。去年，胶州就曾发生一起类似事件。为了让孩子上网课方便，胶州市民王先生将家里淘汰的一个旧手机拿来给儿子使用，没想到孩子竟偷偷迷恋上了网络游戏和给主播打赏，10天消费了将近6万元。王先生说，孩子上课得加群，很多信息都需要实名认证，绑定银行卡才能操作。于是,他只好给孩子注册了微信。这让不少市民看了心惊肉跳。也让人觉得防不胜防。当然，过去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后，平台一般都会有所回应，至少会退还部分款项。只是，媒体和舆论又能关注多少此类事件？如此高发的问题，显然不能仅靠特事特办来解决。
所以，此次最高法发布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案例中，涉案的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该案经过人民法院多次辩法析理的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庭外和解，该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而且，最高法明确表示：限制性行为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这种表述，既是对常识的重申，也是以案释法，为网络平台立规矩，不该赚的钱别赚。即使拿走了，也得还回来；吞下去，也得吐出来。
随着问题的凸显，国家已经在对网络打赏进行规范。比如，从去年10月开始，相关部门就提出将设置“打赏冷静期”，主要目标是解决网络直播中存在的激情打赏、高额打赏和未成年人打赏三大问题。本来说好，相关规定去年年底之前出台，但迟迟未见踪影。今年2月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工信部等七部门发文，再提“重点规范网络打赏行为”。应该说，规范的步伐已越来越近。
希望各大平台能主动作为，查缺补漏，真正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也只有如此，整个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刘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