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一
日前，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万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一事引发舆论热议，一些被罚车主认为该地段交通标识施划不合理。
电子警察背后的“罚款经济”长久以来备受争议。过去，不少地方交通管理部门采用的是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相关企业对罚款进行利益分成的BOT模式。该现象已经得到了大范围整治。
但“余毒”尚在，根未清除。在“寻租”和“逐利”初衷下设置的电子警察，依旧悬挂在一些地方的交通路口，设置科学性也难以重新验证。当前，它们带来的罚没收入依然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非税收入。
不可否认“电子警察”可有效解决交警警力不足的问题，增强执法工作效率。但应当明确，罚款扣分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违法者，从而达到改善交通秩序、提高交通通行效率、保障交通参与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
如若背弃交通处罚的初衷，将目标定为一年能罚款多少，每一台电子警察都可能被“异化”成不折不扣的“创收机器”和寻租工具。
根据相关规定，“设置或者重新启用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评估”。但现实情况是，各个地方交管部门增设电子警察更像“一言堂”。其问题根源在于使用“电子警察”的交通执法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缺乏社会监督。
“电子警察装多少台、装在哪里、何时启用”“周边的道路和标识该如何优化”“安装是否合法、合理、必要”……设置电子警察的规范、标准、程序缺乏更细化的法律规定。设置决策过程社会无法参与，公众无从发声。大多数人只能是被动接受“启用新增电子警察的通知”。
倘若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抑制增加非税收入的冲动，甚至将罚款与摊派的任务挂钩，作为弱势方的交通参与者只能默默地吞下“被找茬”的苦果。
交通执法权也需套上“金箍圈”。行政立法应对电子警察设置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尽量落细落实，把执法的频率、效率与大众的体验感结合起来，用制度“箍住”寻租和逐利的冲动。
出行是重要的民生，民生不能异化成创收手段。有关部门应该倾听社会舆论的呼声，重视人民大众的关切，对现有交通电子警察进行排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相关单位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设置不合理、不必要的电子警察应当坚决整治；对于新增的电子警察要严格审查、科学论证，听取民声，怀揣善意进行交通执法。
“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二
日前，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强调，要进一步规范交警执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公安部此次对交警执法乱象果断“亮剑”，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交通执法热点事件不无关系。此前，据媒体报道，山东一名货车司机被判定超重但投诉无门，最终不得不割伤左臂自残才被允许复磅换回公道；在河北，一货车司机因定位系统掉线被处以扣车、罚款处罚而自杀身亡；广东佛山，一高速岔路口因标线设置不合理导致累计几十万车主违章，被网友戏称为“印钞机路口”。
综观这三起交通执法争议事件，皆与不合理的执法处罚相关。近些年来，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高车辆流通效率，路口的“电子警察”、车内的定位盒子成为司机们出行的“标配”，初衷都是为了司机和道路安全。然而，部分地区的执法部门简单地将执法与处罚画上等号，以罚代管，让道路监测设备沦为“罚款机器”，动辄祭出“顶格处罚”大招，对交通违规行为处以“天价罚单”、“天量罚单”，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逐利执法”成为民生之痛的背后，是不合理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在作祟。在交通管理领域，有些执法部门为图方便唯“电子警察”是用，大搞一刀切式执法，对人们普遍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有些执法部门以利益为导向，以罚代管，将执法处罚作为部门牟利创收的工具；还有些基层执法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执法方式粗暴，态度恶劣。基层交通执法部门的这些乱象，不仅对交通违规行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更是对执法部门权威和公信力的伤害。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交通执法领域的乱象并非自今日始，而是长期存在，甚至被人们司空见惯。为何长期得不到解决？根子在于相关部门的利益考量。因为关系着自己的工资福利，关系着上级部门、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相关部门才对这些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乱象视而不见，甚至安之若素。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面对基层执法部门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公安部要求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可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对于公安部提出的各项整改建议，各地交通执法部门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抓几个案例了事，而应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导向，深刻反思、全面整改，坚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法环境。另外，各地也应以此为契机，问计于民，尽快改善设计不合理、规划不清楚的交通标识，规范设置使用道路交通监控设备的标准，提高道路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解决交通领域的民生痛点，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责任编辑：岳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