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2021年4月23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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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控：布局万亿储能大市场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多个省市出台新能源强制加装储能政策，储能的商业化变得可行
●但与前期就获得巨额补贴支持的光伏和风电不同，受制于成本及运营模式，行业整体尚处于商业化应用初期
储能通常分为物理储能与化学储能两大类，物理储能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而化学储能包括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等。其中抽水蓄能是最早的储能技术，已有100多年历史；而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是当前储能的主要技术路线，国内大规模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镇江储能电站，就选取磷酸铁锂电池作为储能元件
“储能的春天来了。”青岛威控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洪章感慨。春节过后两个多月时间，他只在青岛待了十天，奔波于连云港、济南、泰安、上海等地，推进储能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一条万亿级的储能赛道冉冉升起。多个省市出台新能源强制加装储能政策，极大地拉动了电力系统储能需求，与此同时，新能源上网电价持续下降和电池成本降低，都使得储能的商业化变得可行。
4月13日，国内首套岸电储能一体化系统在连云港建成投运，建设这套储能系统的正是青岛威控电气有限公司。
改善新能源间歇性和波动性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让储能市场站上了风口。
按照规划，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减少碳排放，势必要提高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量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
“发展风电和光伏存在一大问题，风有季节性，太阳能白天有晚上没有。风电和光伏要替代火电，必须解决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问题。”吕洪章介绍。
从新能源分布来看，中国80%以上的风能资源分布在“三北”地区，太阳能资源也是“高原大于平原、西部大于东部”，而主要能源需求集中在东部、中部地区。新能源发电量大小不一、时间不定，而用电需求是持续稳定的，作为平衡发电端和用电端的解决方案，储能可以将电能储存起来，在需要时再释放。
在吕洪章看来，储能的意义不只是改善新能源波动性问题，还可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
今年2月，一场暴风雪横扫美国德克萨斯州，导致近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停电。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化石能源大州的德克萨斯州反而更强调新能源的使用，其40%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23%来自风电、18%来自火电、11%来自核电。在极端天气下，德克萨斯州供应天然气的管线冻结，风电机组也因设备结冰无法发电，电力系统的脆弱性凸显了储能的市场机会。
电池储能是主要技术路线
储能通常分为物理储能与化学储能两大类，物理储能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而化学储能包括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等。其中抽水蓄能是最早的储能技术，已有100多年历史；而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是当前储能的主要技术路线，国内大规模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镇江储能电站，就选取磷酸铁锂电池作为储能元件。
“储能电站由多个40尺集装箱组成，一个集装箱装载的储能电池可以充2000度电，在低谷电价时充满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吕洪章将储能电站比作超大容量的“充电宝”。
目前大规模入局储能项目的，多为财大气粗的国有资本和大型上市公司，比如国家电网、国家电投、北控清洁能源、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比亚迪等。
相比行业巨头，青岛威控显得比较“另类”，虽然公众知名度不高，但强在储能逆变器研发及储能系统集成。在储能系统的成本构成中，电池占比超过60%，其次是储能逆变器，青岛威控在这个产业链核心环节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对吕洪章而言，如今的行业地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家始创于2006年的中小企业，最早的业务是煤矿用防爆变频器。2008年面对煤矿行业天花板，吕洪章开始布局与煤矿变频相通的储能技术，参与英利保定工业园区锂电池系统飞轮系统和沈阳工业大学风电场飞轮储能等多个国家863示范项目，参与广东电网首个城区低压配电台区锂电池储能示范项目，完成江南大学微网项目系统集成设计及工程实施。
青岛威控建设的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固定储能式应急电源。
去年，青岛威控相继中标连云港港35kV庙岭变岸电储能系统以及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固定储能式应急电源项目。其中，连云港岸电储能项目建成了功率为5兆瓦的储能电站，可以满足总量10兆瓦以上或单个泊位3兆瓦以上岸电接入需求。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固定储能式应急电源是国内首个煤矿应急电源储能系统，保障了矿井安全供电有备无患。
仍处于商业化应用初期
根据《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1》，“十四五”期间，电化学储能累计规模有望实现57.4%的复合增长。能源顾问公司Wood Mackenzie也预计，全球储能投资总额预计将从2019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1000亿美元。
虽然储能产业技术路线相对成熟，但成本水平有待降低，运营模式也需要探索，整体上处于商业化应用初期。
“储能现阶段更大的意义在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未必那么明显。一个储能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周期要七八年。”吕洪章表示，以连云港岸电储能系统为例，单体投资就达到一千万元，普通工业企业做类似储能投资的动力并不大。
与产业前期就获得巨额补贴支持的光伏和风电不同，储能没有获得过更多的补贴青睐，储能的投资主体也主要是发电企业。
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以及各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来看，新能源配储能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常态。截至目前，海南、湖南、新疆、陕西、贵州、青海、陕西、宁夏等超过20个省份，明确提出新能源发电配置储能比例，一般配置比例在10%-20%。其中，山东省印发的《关于开展储能示范应用的实施意见》提出，新增集中式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照不低于10%比例配建或租赁储能设施，连续充电时间不低于2小时。
“储能是大的产业布局，不是小打小闹。”吕洪章告诉记者，“可以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来引导储能发展，比如你的工厂在青岛，我在德州有光伏储能电站，我可以把电输送给你，给电网公司‘过路费’就行。这些售电政策放开后，储能的商业模式也会越来越成熟。”（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声音
谈论经济南北差距时，我们在谈什么
南北差距问题，表面上并不深奥，似乎人人都可以讨论几句。但如果用严肃的学术眼光去分析，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也许那些惯常的结论、想当然的答案都需要再审视、再推敲。
基于1980年以来北方地区生产总值、人口、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占全国GDP比重在2008年至2019年的绝对变化和相对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产量数据的12种典型工业品，2000年至2019年间南北方占比的变化等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贾珅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得工业者得天下”
在最近一轮（2008—2019年）的南北格局变化中，北方地区二产增加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10.2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还上升了2.2个百分点。
即便是在人类已步入信息化社会的今天，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总体上是那些人均二产增加值最高、二产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区域，“得工业者得天下”仍然是一般规律。因此，分析北方地区出了什么问题，重点是分析北方地区的工业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不存在“北方普降、南方普升”
“南北差距”是由一部分典型北方区域发展困难和一部分南方区域相对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需要特别指出的、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的一个事实是，2008年至今，上海、浙江、广东等3省（市）占全国GDP比重是下降的。
这一事实说明，把南北经济格局变化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地理、气候、市场化水平、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近年来南方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北方地区的主导区域并不是长三角、珠三角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而是南方地区的中西部后发区域。
偏重于上游的工业结构是主因
下游工业行业产品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上游行业，后序产业革命的代表性产品增长显著快于前序产业革命的代表性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下游工业行业比重越高，持有的相对高增长行业“仓位”越重，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就会越快。
北方地区工业向上游集中、南方地区工业向下游集中的区域产业分工演变趋势，就是我国南北格局变化的主要推手。
挖矿、炼钢为主的地区搞不过造汽车、造手机为主的地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产业结构的短板为什么没有补起来呢？
2014年之前，我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保持在20%以上，受益于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游工业行业日子好过，北方地区没有太强的激励去推进产业转型（当然有些地方在努力转型）。
2014年之后，随着全国经济增速下行，投资增速不断放缓，北方产业发展困难日益突出，但工业长期偏重于上游行业形成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创新投入强度长期偏低；就业结构差、质量低，并影响地方的社会生态；区域城镇体系碎片化，产业空间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吸引下游产业转移——显著制约区域产业转型的能力，使北方地区陷入越需要转型却越难转型的恶性循环。
对于“南北差距”的一些“偏见”
南北地区发展差异的问题在于制度，解决了制度问题就能解决一切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美国在很多人眼里是市场经济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但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存在十分突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否则美国当前的政治不至于如此动荡。
市场可以解决区域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做好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就可以了。
美国的“阳光地带”能够后发崛起，政府科技项目布局投资和产业引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发展不平衡，既是市场失灵也是政府失灵，解决两个“失灵”都要依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数据孤岛和数据打通等所谓的转型难点，不是受制于技术，而是受困于认知，以及这一传统认知模式下的组织结构
数字化生存 思维至上
汹涌的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独善其身。而要学习数字化生存，与积极拥抱和应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相比，尽早习得数字化思维更加至关重要。
近段时间来，一系列跨界造车的新闻牢牢占据财经头条。小米、滴滴、百度……越来越多新玩家涌入汽车产业赛道，传统汽车企业与造车新势力间毫无疑问将“必有一战”。但这种比拼，并非仅仅是传统的技术、产品质量或是市场的比拼，而是一场关乎未来智能化出行想象的较量。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带入了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人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智慧生活空间。车企赖以生存的将不再是卖硬件，而要转变为卖软件和卖服务。谁的创新最能切合消费者对未来出行的需求，谁才有可能胜出。
而这才是传统车企危机感的真正所在。新能源汽车降低了企业跨界造车的门槛，传统车企比较优势缩小，而与互联网或新势力相比，在智能出行方面的优势又不甚明显，硬仗在所难免。
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经所说，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数字化时代进程加速，组织管理逻辑已发生了很多改变，不能再用旧时代的逻辑。数字化时代来了，就不能用旧时代的逻辑来做，得用一个新概念。数字化思维，显然就是企业当下所需要的。
思维的转变和形成当然比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要难得多。很多制造业企业在工业互联网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上并不顺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在顶层企业战略上形成清晰的认识和思路，而只是跟随大趋势亦步亦趋。一位参加了很多供需对接会的上海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相关负责人曾经表示，很多企业谈到对工业互联网改造的各种担忧其实都不是它们在工业互联网改造上行动较慢的关键问题，根本还是在于没有形成数字化的思维。而相反，那些外界看起来转型成功的，都是已经在思维范式转换上大踏步向前的企业。比如原本经营变电装备的特锐德，它用充电网运营思维，描绘出了企业第二条增长曲线。
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在企业上下形成数字化思维中扮演重要角色。行业都在谈的数据孤岛和数据打通背后，原因大多都不是技术上的难点，而更多是组织结构上的问题。而反过来，那些在大数据上做得较好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有组织结构支撑的。海尔集团所有制造基地的能源消耗和管理均能横向比较，综合管理，而不是像很多其他企业不同基地“各自为政”，所依靠的正是在多年前便设置了能源管理部门统筹节能管理。
制造业竞争愈加激烈，想要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飞跃发展的青岛企业，在拥抱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时要在系统思考和布局上多下功夫，而不要只是“一时兴起”地零敲碎打。（孙欣）
责任编辑：程雪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