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40多年来，高考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中，受访的社会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高考，40多年来，高考如何改变了这些社会学家的人生，又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社会？
分享5位社会学家关于高考的口述实录，从细节里感触高考和它的社会效应。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
周晓虹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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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
高考一废，这件事对学生影响太大了，因为就算是最好的学生，也没有人喜爱考试，四中当年的顺口溜∶"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我到四中以后，感觉是每天都在考试，其实学生都烦考试，因为它对人是一种约束。所以当宣布废除高考并且废除一切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极为欢呼，天下从此没有考试了。
下乡不仅是劳动艰苦、生活艰苦，更苦恼的是没有书读，无法学习。20岁上下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最渴望获得知识。那时候读书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书，带去的书很快就读完了。我们四中都是好学生，都对于读书有极大的渴望，找到好书后也要与大家分享阅读，同学们就轮流阅读。但是，一般一本书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两天时间，后面其他人马上就要把它拿走。这样就常常熬夜读书，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读一夜书。村里面停电是家常便饭，这样同学们都会自制一个小的煤油灯，在豆大的灯捻下阅读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就是煤油灯熏的。读的书也是杂乱无章的，今天可能读一本《电工原理》，过几天读是《不朽的流浪汉》，再过几天可能就读《安娜•卡列尼娜》。
大概两年以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中央电视台撒贝宁主持的《开讲啦》，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考大学的这段经历。我是1978年春季报名，夏季考试，秋季入学。当时，像我们这种年龄偏大的，有些学校不要，比如周孝正，他考的分数就很高，但好多学校不要他，所以他与四中很多同学上的是北京师范学院。所以我考中国人民大学还是幸运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来是一所干部学校，不太在乎年龄。我算是人大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当时还没有社会学，我进的是国际政治系（现在已经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
我在农村总共九年时间，算是比较长的。那时候，参军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时候我什么关系也没有，一个人举目无亲，上哪去找关系去啊？所以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高考的本质意义就是不凭关系，而是凭知识，凭本事！
边燕杰：那些抽象的哲学教条与中国现实距离太遥远了
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开始报考时，我已被县粮食局系统作为重点培养入党和未来提拔的对象，加上没有高中学历，我有些犹豫是否报考大学。我的直接领导、二库办公室主任主动帮我报了名，他对我说：“你年纪这么小，上大学比在这里有前途，我给你报上了。”办公室主任是农民出身，淳朴敦厚，是我报考大学的“贵人”。当时，在县粮食局系统工作的选调知青都来自天津，为了保证毕业后能留在天津，绝大多数报考天津中专技校；而我当时的心理是报知名大学，考不上就留在静海县，所以我就报了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后来第一志愿被南开大学哲学系录取。
下乡经历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层生活现实，所以本科第一年读了哲学之后觉得不解渴，因为那些抽象的哲学教条与中国现实距离太遥远了。大二第一学期，1979年初的一天，我在图书馆文参室偶读陈达先生著的《人口问题》，平生第一次知道了“社会学”这个词，原是一个学科，1952年后被取消，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陈达先生的《人口问题》打开了边燕杰认识社会学的大门
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和硕士班可以说是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起点。费孝通先生、林南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他们创建了社会学学科的“五脏六腑”，邀请诸多国外学者来讲学，后来又送一大批学生去美国留学，精心培养青年社会学家。他们都是本学科开创性的建设者和引领者，而我们南开班学员则是无比幸运的受益者和肩负使命的传承者。
彭华民：人的命运就在那一刹那间
那段时间民间一直在传要恢复高考。我一直想着要上大学读书，特别期盼这个消息的到来。1977 年 10 月 21号，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在校对组校对即将付印的报纸，是"最早"看到这条新闻的人。当年12月份就考试了，我得赶紧复习。父亲来信说不能影响工作，所以我一直都是边工作边复习。晚上上班，白天复习，脑袋昏昏沉沉的，效果也不好。理工科的东西太多了，到后来怎么复习也复习不完。我就想，干脆考文科吧。老师反对，父母也坚决反对。经历过多年政治运动的父亲觉得学文科有很大风险，写信跟我说"文科看似容易，实则很难"。岁月匆匆，我用了一生才理解了这个"难"字。
1977 年12 月 10—11 日我走进成都26 中考场，和十年没有参加高考的 570 万考生一起参加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语文考试最后一道题是默写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当时一看这个，我就想太好了。因"文革"中备战备荒，父母把我送回山西临汾老家，在泊庄小学学习，半年中我把毛泽东诗词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这些我感觉都不错，就很顺利地考完了。
1978 年初的一天，我们办公室的钱伯伯在楼下叫我∶"华民，华民，有你的信。"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我因为上夜班还在报社集体宿舍的楼上睡觉呢。我是《川报》第一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那年有千军万马的考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才知道全国录取率仅仅为 4.7%。不过刚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想去，因为录取的是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多年的政治运动让人筋疲力尽，人人自危，我不想沾政治。后来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这个系。那年川大招生老师在看考生档案时，一看我数学考得那么好，觉得学经济的要数学好，就把我档案抓在手里。人的命运就在那一刹那间，有一个人轻轻一拨，就把你拨到一条你没有想到的道上了。
李培林：特别想读书，要把英语学好了
1974年， 当上消防兵的李培林
我1972年就从山东师大附中高中毕业了。那时候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很早就毕业了，留下也没事干，父母怕我在社会上没人管学坏了。之前父亲当校长，我和知识界的这些人物就比较早地有联系，教授接触得很多。我们家邻居就是师大的图书馆馆长，那时候书都不对外开放，很多书被禁，但他是馆长，我就偷偷跟他借，他也网开一面，算是拯救青少年。每周换一大摞书，所以那一年我读了很多书。
高考现在看来是当时改变命运最好的出路。1977年，停止高考后积累了十年的考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570万考生只录取了27.8万人，考上的走的是一条路，没考上的走的是另一条路，“77级”“78级”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我和我姐姐、哥哥同时考上大学，我姐姐是“老高三”的，但那时候刚生了孩子，我们家本来不想让她上，她自己非要报，也考上了。我俩报的都是山大文科，学校说你俩不能在一个系，给两个系选，一个经济系，一个哲学系。我爸爸就说，好像没听说过有什么女哲学家，女的算算账还可以（笑）。那时候哲学比经济学要火，《哲学研究》一篇文章了不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当时大家确实都觉得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整个1977级、1978级的学习气氛很好，大家从来没想过玩，下棋、打牌几乎都没有！我们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周末也不休息，大家还是很拼的。我那时候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但大学四年几乎一半精力放在学英语上了。大学期间，我们都有个小本本记英语单词，每天给自己规定必须记住多少个单词，忘了再重复记，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当时自学的水平已经比学校的要求高很多，大学四年级就开始看英语小说了。那时候就有个念头，觉得特别想读书，要把英语学好了，要考研究生，要出国去读。
张乐天：分数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变了
1978年高考我参加了，我一直说自己运气比较好，因为我选择了唯一的最合适我的那一年去考大学。如果1977年我考了，我进不了复旦的，首先参加1977年高考需要大队证明，其次还是讲家庭成分。而1979年，也许我也不能考了，因为我的年龄放在这里，还有我结婚了。1978年是第一届全国统考，也是最宽松的一年，什么都不要，报名就能考。
从决定报名到开始考试，我只有两三个月的备考时间，毕竟有十年没有正式复习那些东西，严格地说我才读了高一，要背那么多东西，考六门课，而且我爱人刚刚怀孕，我还做着高考复习班的老师，但那个时候我脑子很好，稍微读两遍就记住了。
考试的时候非常有戏剧性，我是高复班的老师，我们班四十几个人，就坐在我旁边一起考试。结果，我考了海宁第一名。高考成了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分数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变了。全国第一次统考，我是海宁第一名，425 分，第二名是我们教育局局长的儿子，比我低很多，409 分。我去体检的时候，大家都说考得好，县里面招生办专门找我，说我可以填任一所大学。
我总结了一下我考得那么好的原因，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发挥潜力的一种方式就是充分意识到做这件事情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高考的时候，有几个因素让我认识到高考对我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第一，高考是我唯一可能离开农村创造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第二，当时大队不让我走，像我这种脾气有点倔的人，就想偏偏考给他们看。越把事情想明白，就越能够极大地调动潜力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这是高考后我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经验。
农村十年下来，原先觉得一辈子肯定就做农民了，没想到竟然会离开，还一下子到了复旦，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1977 级、1978 级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地感受到命运的变化，这个机会特别不容易，所以读书特别认真。
责任编辑：单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