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学义
身处信息时代，数据无处不在。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城市建设息息相关。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安全法。这部数据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以法治之手守护数据安全，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不久前，网上公开的判决书披露了一起数据盗窃案。案件中的受害者是淘宝，有人绕过“风控机制”，偷走了11.8亿条数据。令人震惊的不仅是数据之多，更在于犯罪分子水平之低。该团队仅有一名技术人员，且不是什么“大牛”，这也暴露出互联网巨头的防护之薄弱。消费者网购时的ID、手机号码等敏感信息就这样被泄露，引得众多网友质疑：平台尽到责任了吗？消费者不是比商家受害更深吗？这些数据到底该属于平台还是消费者？事实上，发生过数据失窃的不只淘宝一家，这反映出的是某些互联网企业重采集、分析而轻防护、脱敏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只能由法律来治。
数据安全关系到公众权益，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除互联网企业外，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库也蕴藏着海量信息，在各地争相建设数字城市的大背景下，相关数据还会进一步聚合。守护好数据安全，对相关行为进行规制，关系重大。在数据安全法通过之前，国内一些地方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形式，来为数据保护“立规矩”。比如，早在去年10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今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暂行条例（草案）》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数据权益”保护。今年5月，上海召开了数据立法研讨会。青岛也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在日前通过的《青岛市“十四五”信息化规划》中，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六新目标”里就包括“网络空间安全实现新进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位法，数据安全法并未涉及包括“数据确权”等在内的焦点问题。如何通过地方立法和政策手段来加强数据治理，是各大城市所面临的新课题。
数据安全立法，既要扎紧篱笆，确保“数据向善”，也要给规范发展留足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法治框架，明确法律红线，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管理漏洞。比如，互联网企业对消费者进行“大数据杀熟”已成痼疾。此前国家虽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但并未出台罚则。深圳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定：违法所得不超过1万元的，5万元起罚，情节严重的，可处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如此重罚，亮明了态度，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立法还要有利于数据开发，共享共用，激励推动大数据创新发展。比如，智能汽车所涉及的不仅有用户个人信息，还包括道路、建筑、地形等重要数据，属于数据安全的重要领域。但目前，智能汽车行业尚无成熟的监管体系可以借鉴，规模化数据监管很难实现。这就需要地方审慎包容、疏堵结合，努力先行先试，破除困境。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是数字化转型的“润滑剂”，也是城市重要的战略资产。能否以法治之手，平衡好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数字城市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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